多位来自官方的消息人士称，包括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人口计生政策的调整，甚至取消劳动管教等，都可能会在三中全会的文件中有所涉及，其中不乏突破性亮点。

“一些重大领域的改革应该会有一些新东西，其实有许多改革现在都已经开始在做，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很多地区试点。”一位不愿具名的官方人士称，这些改革包括财税领域，土地流转，社会保障等。

他表示，新一轮的改革也不会是单兵突进地选择突破口，而是多头并进，尤其土地制度改革与城镇化推进，现行财税体制等都有直接关联。政策方面会有方向性的表述，但对实际的推进不宜期望过高。

“毕竟三中全会是指明新一轮改革的方向，具体的操作和政策的细化落实都需要时间和空间。”该位人士称，很多的改革举措会有一个先试点再全面推进的过程，总结经验和教训也都需要时间。

曾参与十四届和十六届两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任郑新立近日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非常好地回应老百姓的期待，大家想解决、想说的事，都会给比较满意的回应，甚至可能会超出预想。

“会议开完之后，经济的活力会大增，各方面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消费者各方面都会活跃起来，该投资的投资，该消费的消费，经济活力会大大增强。”他甚至戏称，股市可能会出现飙升的局面，现在有钱赶紧去买股票，三中全会之后肯定赚大钱。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表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由于是次会议将确定新任政府未来五年甚至10年的执政方向，因而备受关注。国务院研究中心课题组近期推出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其中就将“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列为新一轮八大改革重点领域之一。

**绕不开的土地制度改革**

由于中国商业用地使用权的租用期限仅为40年，工业用地50年，随着第一批工商用地使用权租用期限的逐渐临近，已经迫切需要对城镇土地制度的改革给出一定的说法。城镇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租用期限虽为70年，但同样备受关注。

“近年来围绕土地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日渐增多，征地纠纷日益增长，很多地方征地信访成为No. 1。”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国力称，预计下一步土地政策的调整方向会在三中全会上涉及，但力度多大多深尚属未知。

他提到，原定于下半年召开的城镇化会议，就因为中央与地方的理解尺度不同迟迟未开：中央要求集约用地，节约土地资源；而地方则要加快，更多地是政绩工程。

的确，对已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而言，约13亿人口的总量中仍有近7亿农民，其中有约2.6亿农民工，在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中，土地制度改革显然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高国力指出，目前存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流转不规范，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对农村宅基地的补偿缺失，以及地方政府过多依赖土地财政，很多地方卖地收入是当地财政和税收的几倍，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此外，耕地流失严重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新城新区的建设过多过滥，农民撂荒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暴露和积聚，如果处理不好易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也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强调三农问题，但是并没有改变现在利益集团左右话语权的局面，主流观点仍然试图割裂开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地方的操作也是如此。

“当把要素放在不同产业层次的市场中时，产业往往会对要素重新定价。如果农村的土地被工业定价，它就不可能成为乡镇企业原始积累的来源，也就不可能推动城镇化。”他尖锐地指出。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达52.6%，2011年时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但在专家们看来，按照能够享受公共服务的真实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

**土改方向**

很显然，中国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以及让不流动的土地要素流转并给出合理的市场定价就变得至关重要。

前述不具名的官员就称，在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中后三项最重要。但基础要先完成对土地的确权，目前很多地方都在做，全部完成估计要到2014-2015年。

他认为，把土地资产盘活并让城乡土地自由流动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涉及到诸多方面，目前许多地方在做的尝试都是在为改革积累经验，包括重庆的地票等。

中信信托公司近日推出国内首只基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商业化信托产品，业内称此举有助于尝试解决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涉及的利益分配等实际操作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义院长厉以宁也表示，中国一直面临其它国家大多不存在的市场主体缺失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改革一贯要从产权改革开始。具体到当前，就是要让农民也能够成为市场的主体，这需要通过统一户籍推进就地城镇化、土地确权、改革初次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中国城乡两种户口，导致很多城市工人的福利农民工享受不到。比如医疗，市民有医疗保险，农民工只有合作医疗。”他称。

他认为，中国想达到西欧国家80%的城镇化水平，需要有12亿人左右居住在城市，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老城区、新城区加新社区的城镇化道路。实现就地城镇化，前提之一是全国的户口一元化，同时要通过土地确权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对于具体的土地制度改革方向，高国力就建议未来农村土地改革的两个主要方向应该是规范“两个挂钩”、探索“两个置换”，同时还要大力推进农村宅基地的整理和挖潜。

具体而言，“两个挂钩”就是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要与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要挂钩，同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规模挂钩。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有效保障农民财产权利。

**财税体制改革如何齐头并进？**

当牵一发动全身的土地制度改革撬动后，土地的定价将更具市场化，惯于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必然会面临日子艰难的窘境，财税改革又该如何齐头并进？

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6,8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49.6%，主要得益于土地成交额增加、以及去年同期收入基数较低等因素。

一位不具名的财税部门官员称，当前最迫切的是培育地方税体系，包括房地产税试点范围的扩大，拓宽资源税征税范围，消费税改革以及开征环境税等。应该会在税制安排方面进行长远规划。

“至于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调整，可能不会那么快，毕竟动静太大了，而且现在营改增的试点还在进行，至少需要2-3年才能在全国范围推开。”该官员分析称。

今年8月底，中国财长楼继伟在谈到下一步工作时表示，将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加快营改增、消费税、房产税以及资源税等重点税种改革。

另一位不具名的官方人士亦称，“营改增”试点一开始就意味着相应的财税改革也在进行，只是培育完善地方税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目前地方政府支出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加大中央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或许更有效。

该位正在地方挂职的官员以当地为例称，去年该地全口径的财政收入约30亿，今年估计一半都不到，因当地经济主要依赖钢铁厂，淘汰落后产能以及节能减排，治理大气污染等政策指向，均使得当地经济受到影响。

“地方政府很多支出都是刚性的，现在日子确实很难过，只能尽量压缩开支。”他坦称，很多时候中央文件的初衷很好，但对地方政府设定的目标太多，地方政府在执行落实的时候难免跑偏。“又要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发展，又要改善民生，又要保护耕地，有些目标就很难两全。”（完）